《大转折》：经济繁荣为何无法永续

　　《大转折》原书名叫《不寻常的年代：战后繁荣的终结与常态经济的回归》，写的是一场改变了全世界的经济危机。这场危机，发生在1973年，距离今天已有半个世纪。但它提出的问题，却是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个普通人，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的。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：怎么样才可以让经济维持快速地增长？

　　如果你对经济问题感兴趣，平时看新闻时，一定会留意一些关键词，比如“GDP增速”“就业率”，还有“通货膨胀率”。我们普通人，当然都希望GDP能持续增长，就业保持稳定，通胀率不要太高。国家就更是如此了。但我们也知道，经济是有上下行周期的，指望繁荣永不终结，大概率是办不到的。不过，就有这么一个时代，不仅所有国家的GDP和国民收入都保持了高速增长，而且居然连续25年都没怎么波动过。这个时代，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莱文森所说的“战后繁荣年代”，它发生在1948年到1973年之间。那段时间里，全球的人均收入翻了整整一番，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，更是一度超过8%。当时的经济学家，对此非常兴奋，他们宣称：世界经济的周期律已经被克服了。只要各国政府按照这25年的成功经验，大胆出手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，繁荣就可以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。

　　但是，这种乐观的幻想，却在1973年被打破了。伴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，阿拉伯原油出口国开始对欧美工业国家实施禁运，物价上涨和制造业萎缩的状况马上就出现了。各国政府呢，当然没有坐以待毙。它们把过去25年最成功的干预政策，从调整利率到增加公共开支，全都搬出来试了一遍。但这一回，不仅繁荣没能恢复，还出现了“滞胀”，也就是经济稳步的增长停滞，同时通胀率居高不下。到了1975年，最初的衰退终于停止了，但全球GDP的增长率，比危机之前直接下降了一半，而且怎么刺激都不见起色。于是，各国政府决定来一波“反向操作”，减少干预，让市场自己去恢复均衡。这种模式，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说的“新保守主义经济学”。它解决了短期之内的复兴问题，可还是克服不了周期律。兜兜转转，历史又回到了那个最初的问题：要维持经济快速地增长，为什么就那么难？

　　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这本书的作者莱文森拎出了一个概念，叫“生产率”。这个词指的是国民经济当中的投入-产出比。莱文森讲，生产率的提升，是经济维持增长的关键，而决定生产率的因素，可是有好多项。1973年之前的25年里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、投资提高和科技创新这三项因素很偶然地叠加到了一起，这才促成了生产率的快速提升。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繁荣，既不是提前规划好的，也无法原样复制。一般的年份，生产率的变化远没有那么快，经济自然也会出现高低起伏。听了莱文森这本《大转折》的讲解，你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经济，还可以建立更理性的个人财务预期。这对我们普通人，可是实实在在的认知提升。

　　说到本书作者莱文森，他是一位专门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资深作家。他既拥有纽约市立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，又在摩根大通银行当过分析师，现在是《经济学人》杂志的高级编辑。莱文森写过一本书叫《集装箱改变世界》，受到比尔·盖茨的高度评价。盖茨讲：“读了莱文森的书，我对世界经济的看法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”我们今天讲的这本《大转折》，在2016年出版后，同样被《》评为“年度最佳经济类图书”。相信它也会让你收获满满。

　　接下来，我就分两部分，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1973年之前的25年里，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，为什么它们没能阻止1973年危机的发生。在第二部分里，我会为你归纳一下，各国政府做出了哪些努力来对抗1973年的经济危机，它们又为什么没能复制危机之前的繁荣。最后，我再为你总结一下，莱文森的这本书，能为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提供哪些帮助。

　　首先，让我们回到1948年时的世界，也就是战后繁荣年代的起点。那一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，但它给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，还远远没有翻篇。曾经的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德国变成了一片废墟，工业产值萎缩了2/3。法国的GDP下降了一半，外贸龙头英国直接损失了60%的出口额。至于美国呢，它看上去吃到了战争经济的红利，但政府在战时实施了管制物价和工资的政策，这导致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都没怎么增长。在当时的美国，飞机大炮早就生产过剩了，内衣和袜子却到处缺货。光是1946年，就有460万工人走上街头，要求涨工资。

　　但是，作者莱文森注意到，在一片哀号之下，也隐藏着一些有利于经济复兴的因素。首先是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。我们都知道，电子计算机、核反应堆和抗生素，是在“二战”期间诞生的。它们所依据的科学原理，其实在战前就被发现了，而战争的需要加速了它们的产品化进程。现在，战争结束了，这些技术被转移到民用领域，促进了工业生产、电力和医药的蓬勃发展。这对莱文森提到的那个概念“生产率”，是不小的助推。

　　另外，战争一结束，各国的青壮年男性马上从部队回到了民间，成为各行各业的新增劳动力。为了表示对参战军人的优待，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都推出了针对退伍官兵的奖学金计划，还扩大了公立大学的招生数量。我们熟知的美国名人尼克松、基辛格，都是通过退役军人升学计划，才进入高等学府的。这样一来，劳动力的素质也有了提升，这对生产率也是有帮助的。

　　当然，要提升生产率，投资也很重要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态度是很积极的。在欧洲，战争对工厂、公路、房屋这些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。重建经济，实际上先要把基础设施完全翻新一遍，这就创造了旺盛的公共投资需求。另外，私人企业在战时采取的是保守的经营策略，不敢扩大生产。现在，和平已经恢复，它们也有动力购买新机器，扩大生产规模了。当然，在资本主义世界，“火车头”这个角色是由美国扮演的。1948年，美国同时启动了针对欧洲的“马歇尔计划”和针对日本的经济改革计划，让战时积累的资本流向全球其他地区，加快了经济复兴的步伐。两极格局中的另一极苏联，同样出台了针对自己盟友的经济扶助计划。战后的繁荣年代就这样开始了。

　　注意了，在上面提到的几项因素里，各国政府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感觉，好像经济增长是可控的，是可以由政府来提前规划的。但作者莱文森却讲，战后经济的繁荣，其实还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，跟机缘巧合是分不开的。这当中，战争的破坏是第一项。如果不是“二战”摧毁了欧洲的大部分基础设施，如果不是德国和法国那些还在使用蒸汽机的旧工厂，被炮击和空袭严重破坏了，各国政府和企业绝不会生出那样强烈的投资热情。另外，“二战”结束之后，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人口出生率暴涨的现象。

　　著名的“婴儿潮一代”，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。他们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，还创造了旺盛的消费需求，让制造业生产的商品可以卖得出去。但是，随着城市化接近尾声，出生率迟早会下滑。到那时，劳动力和消费需求都会出现萎缩，继而影响到经济。

　　然而，繁荣来得实在是太急，也太快了。在高速增长周期里，所有人的头脑都是发热发烫的。从1948年到1973年，整个西欧的生产率提高了300%，GDP翻了整整三番。日本的生产率提高了300%，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。就连战后新独立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，通过城市化和出口原材料，也实现了GDP高速增长。比如，墨西哥和巴西在20世纪最强劲的经济表现，就是在战后繁荣年代出现的。受到这种乐观现象的鼓舞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美国、西德和阿根廷都出现了崇尚国家干预的“新经济学派”。这个学派认为：战后繁荣的出现，主要是各国政府运作得当的结果。增加公共开支，主动刺激就业，这些都是可以复用的经验。只要把它们沿用下去，高速增长就永远不会停止了。

　　听到“国家干预”这个词，你一定会想到英国大经济学家凯恩斯。凯恩斯认为，政府可以通过主动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，来抵消经济周期律的影响，让民众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得到改善。而“新经济学派”呢，比凯恩斯还要激进。他们直接讲：国民经济就像一架“永动机”，政府则是开机器的人。机器正常运转时，屏幕上会显示就业率啊，GDP增长率啊，通胀率啊，这些关键变量。每一项变量都有一个“最优值”。

　　政府只需要盯住这几项变量，发现哪一项偏离最优值了，就摁摁其他按钮，对它进行修正，机器就能一直运转下去。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首席经济顾问海勒就说过：“现在已经有了电子计算机，还有那么多数学分析模型。在它们的帮助下，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出美国经济的最优状态。”西德的经济部长卡尔·席勒，更是直接算出了每项“最优值”的准确数字：GDP年均增长率不低于4%，失业率不高于0.8%，通胀率不高于1%。席勒还不无自豪地说：搞经济就像是玩魔方，就那几个面翻来翻去，一点都不难。

　　开机器、翻魔方，搞经济真的有这么容易吗？我们光是听听，都会觉得可疑。但在战后25年的繁荣期里，“新经济学派”的这套理论，还线年，西德曾经出现过一轮短暂的经济衰退。席勒翻了翻他的“魔方”，决定增加公共开支，降低税收，结果衰退不到半年就结束了。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：整个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在受困于越南战争的同时，年均GDP增长率依然达到了4.2%，同时失业率也没有超过6%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段时间里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出现了显著改善，最富裕的0.1%人口占有的社会财富份额一直在下降。1972年年底，世界银行公布了一项数据：全球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了4.5%。换句线年，所有人的收入都能翻一番。

　　为什么这样漫长的好光景，会在1973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打断呢？对这个问题，作者莱文森给出了他的观察。首先，虽然在“新经济学派”看来，调控经济只需要按下几个按钮，但民众的直接反应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。比如，我们都听过一个概念叫“福利国家”，这项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最早出现的。

　　根据经济合作组织的统计，1972年时，西欧发达国家发放的现金福利，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10%。从新生儿补助、养老金到失业津贴，政府可以说什么都在管，因此也被戏称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。但是，要发放福利，首先得有收入。而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增长，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超过了GDP增长率，变成了巨大的负担。这样一来，留给政府的只剩下两条路：要么加税，要么借债。而普通人总是希望福利越来越高，税率越来越低。政府要加税，选民就会用选票“说话”，直接把执政党投下去。大部分政府马上被吓退了。于是，留给政府的“按钮”只剩下了长期财政赤字。等到真的危机来了，政府再按下“赤字”键，希望刺激复苏，新增加的开支却只够还旧债的利息，根本起不到调控的效果。

　　西欧国家不敢对民众加税，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。而且，美国还有一个独特的症结，就是它的汇率制度。“二战”末期的1944年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著名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。在这个体系下，各国货币的汇率和美元挂钩，美元则与黄金挂钩，美元变成了国际结算和储备的硬通货。但新问题马上就出现了：西欧和日本要做跨国生意，手里得有美元，获得美元的途径则是向美国出口商品。出口多，进口少，这样才会有美元结余下来。而对美国本身来说，从外界进口商品多了，出口少了，就会出现贸易逆差。

　　从1950年开始，美国外贸的结构性逆差持续了20多年。海外市场上的美元倒是越来越多了，西欧和日本却又坐不住了。他们担心这些过剩的美元币值会出现波动，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。一来二去，美国的黄金储备持续流失，渐渐撑不起美元的信用了。到了1971年8月，美国剩余的黄金储备市值已经下降到102亿美元，海外市场上的美元却有整整400亿，两者已经彻底“倒挂”。尼克松总统只能横下心来，宣布暂停美元和黄金的互兑。1973年2月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，全球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。

　　平心而论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虽然是一个大事件，但它对发达国家的即时影响并不是特别明显。美国政府采取了下调利率的方式来刺激市场，结果就业率和消费需求都出现了反弹。尼克松的经济顾问乐观地预测，1973年美国GDP的增长率可以达到7%。西欧国家和日本因为放松了对通胀率的要求，同样是一派景气，伦敦和东京的房价还在继续上涨。似乎没有人意识到，汇率变化的代价，其实是由遥远的中东来承担的。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产油国，过去通过出口原油来获得美元，再用美元从欧洲购买需要的商品。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，它的币值出现了事实上的下跌，产油国的收入因此受损。石油输出国组织“欧佩克”马上做出反应，在1973年秋天召集美、英、日等8国集团代表开会，要求把原油价格上调100%，但被尼克松政府断然拒绝。这是经济危机爆发之前，最后的一响警报。

　　作者莱文森精辟地总结说：以海勒和席勒为代表的“新经济学派”，罗列了那么多调控经验，却压根没有意识到，战后西方世界的25年繁荣，是以廉价的中东石油作为“血液”的。比如，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，能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全球领先的钢铁、化工和铝制品出口国，就是低油价“护航”的结果。而中东产油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，在1973年正在经历变化。1973年10月，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，美国公开宣布援助以色列，与阿拉伯世界为敌。欧佩克中的阿拉伯国家当即决定对美国、日本和西欧实施原油禁运，并持续了3个月时间。在这三个月里，美国的GDP缩水了6%，加油站纷纷挂出“售罄”的牌子，大量工厂被迫停产。1973年12月，美、英、日等8国不得不妥协，与产油国签署调价协议，允许全球油价一次性上涨300%。长达25年的战后繁荣时代，就这样仓促走向了终结。

　　以上就是《大转折》一书记录的战后25年经济繁荣期的成因，和它在1973年的终结。以1973年的石油禁运为起点，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为期一年半的经济衰退。通胀率持续上升，失业率达到“二战”以来的新高，居民消费也一蹶不振。美国、西德和日本都出现了中小型银行倒闭的现象，英国政府甚至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，才能维持日常运转。在日本，家庭主妇冲进商店，抢购卫生纸和生活用品，因为她们相信国家财政随时都可能破产。

　　按照“新经济学派”的看法，危机并不可怕，因为国家有的是调控手段。摁摁经济机器上的“按钮”，翻翻“魔方”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当时的美联储主席，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伯恩斯，就是这么干的。他的选择是下调利率，希望引导资金进入生产领域，尽快实现反弹。但伯恩斯的“大老板”、美国总统尼克松却有不同的意见，他希望首先控制通胀率，为此宁可让反弹来得慢一点。结果，美国的调控政策变成了总统和央行行长的“抢按钮”游戏。利率在一年多里来来调了十几次，通胀率还是居高不下，制造业订单也没有回升。“滞胀”就这样出现了。西欧国家呢，祭出的也是过去的老套路，那就是增加公共开支。

　　宁可冒赤字的风险，也要满足国民的福利需求。比如，在瑞典，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直接把工作岗位扩容了一倍，还和工会签署了慷慨的涨薪协议。但这样一来，经济运行的负担就更重了。而瑞典传统的优势行业钢铁、造船和航运，因为石油涨价带来的成本上升，再也没能恢复竞争力。

　　为什么曾经的经济增长“密码”，在1973年这场危机面前彻底失效了呢？作者莱文森认为，关键是发达国家的生产率进入了瓶颈期。影响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。而“二战”前后出现的科研成果，经过二三十年的消化，价值逐渐耗尽。新的革命性科技，比如集成电路，虽然已经问世，但应用范围还不够广，作用没那么直接。这样一来，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就失去了技术优势，出口增长开始放缓了。偏偏影响生产率的第二项因素，就是劳动力。

　　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，因为享有广泛的福利政策和优厚的薪资，在人力成本上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的，技能差异却未必显著。投资者为了减轻负担，越来越倾向于把工厂移出美国和西欧，寻找工资标准更低的地区。我们熟知的“亚洲四小龙”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。发达国家损失了工作岗位，福利开支却依然庞大，经济稳步的增长自然就被拖累了。

　　最近几年，我们常常在新闻里听到“贸易战”这个词，好像很新鲜。其实，1973年经济危机之后，资本主义世界就爆发过一场贸易战，主角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日本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，出口的主要是纺织品、化工制品和小电器，它们在1973年经济危机中都是重灾区。为了扭转颓势，日本政府决定实施产业升级，把汽车、机械制造和电子业当作新的发展方向。刚好全球油价出现暴涨，省油实惠的日本车借助这个机会，一下打开了北美和西欧市场。从1973年到1980年，日本汽车的年出口量增加了3倍。美国市场上出售的汽车里，每4辆里就有1辆是来自日本。美国自己的汽车产业，却被竞争者挤垮了。光是在1980年，汽车年产量就下滑了25%，30万人因此被裁员。

　　为了保住本土工人的工作岗位，美国政府决定主动发起贸易战，“阻击”来自日本的商品。1979年，卡特政府宣布对来自日本的螺栓和螺母加征15%的关税。1981年，里根政府又迫使日本接受汽车出口配额，在三年里向美国销售的整车不能超过168万辆。按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估算，这项决定可以为美国制造业保住4.4万个工作机会。问题在于，日本车少了，不等于消费者就会改买美国车。普通人宁可接受价格上涨，也要选择省油的日本车。结果，为了保住4.4万名工人的生计，美国买车人居然多付了85亿美元的溢价。这样算起来，保住一个本土工作机会，就要多花19.3万美元，相当于汽车业平均薪酬的6倍。代价如此高昂的贸易战，当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。

　　通胀率始终高企，增长又不稳定，贸易战还后劲不足：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里根政府已经用尽了大多数调控手段，美国经济还是没能恢复高增长。这个时候，总统决定换“药方”了。他找来的参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，叫蒙代尔，后来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蒙代尔的观点，和“新经济学派”刚好相反。他讲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，国家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。美国经济之所以会在1973年之后反复波动，就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宽了。里根现在只需要做两件事：一是大力减税，减少监管；二是提高银行利率，减少货币供应。企业的纳税负担轻了，就有余力增加投资、雇用更多员工，经济就能恢复活力。货币供应量少了，通胀率就会降低。“滞胀”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
　　注意了，蒙代尔并不是完全不要调控啊，他只是怀疑“新经济学派”那种乐观主义的基调。在海勒和席勒那里，政府是操作经济“永动机”的人，是要通过主动按下按钮来维持最优状态的。而在蒙代尔看来，政府最多就是给机器室看门的。设定好税率和利率之后，“门卫”就该离开了，机器自己会转起来，出现问题也会自己调节。这种观点比较接近古典经济学的假设，它更信赖市场和企业的自发作用，而不是政府介入。在当时的欧美国家，“芝加哥学派”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，还有担任美联储主席长达18年的格林斯潘，都持有和蒙代尔类似的看法。既然事无巨细的干预失效了，那就试试让市场自己起作用呗，说不定能有奇效呢？“冷战”后期著名的“里根经济学”，就这样横空出世了。

　　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，“里根经济学”在美国持续了大约20年时间。它的影响还扩散到欧洲，英国“铁娘子”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，就是以“里根经济学”作为模板的。从效果上看，美国经济的确实现了高增长、低通胀的强劲反弹，并使一般民众可以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。不过，这种反弹依然是无法持续的。因为富人成为了减税计划的最大受益者，美国的贫富分化状况，从里根任内开始一路恶化。里根政府竭力增加国防预算的决定，则造成巨额财政赤字，还压缩了社会福利开支。

　　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繁荣，美国政府开始利用高利率，引导全世界的“热钱”进入美国股市。这种情形，看上去的确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，却造成了金融投机极度泛滥的后果。而美国本土的制造业，在美元强势地位的影响下，进一步走向了凋敝。到了2008年，金融泡沫终于被戳爆，经济周期律再度以冷酷的姿态登场了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蒙代尔的“药方”和“新经济学派”一样，都不足以带来长期高速增长。反复波动才是世界经济的常态。就像莱文森这本书的原标题说的那样，与其认为战后繁荣的终结是一种突变，倒不如认为，世界经济只是回归了它的正常周期。

　　在这本穿插着精彩人物故事和历史细节的小书里，莱文森告诉了我们三项重要的发现。首先，长达25年的战后繁荣期，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特例。它既需要国家、企业和个人的齐心协作，也与历史的阴差阳错有关。从这样的特例出发，认为经济周期律已经被克服，繁荣可以永续，显然是一种自大。其次，在繁荣年代起过作用的政策，并不能无限复用下去。民众的心理状态，政治家的个人偏好，乃至社会发展程度的改变，都会影响调控的效果。一个时期里促进过增长的政策，在另一个时期完全可能造成反作用。最后，从长期来看，经济稳步的增长靠的是生产率的提升，而不是一两位经济学家的灵光一现。明白了这几条道理，你再观察经济现象时，就会更理性，也更透彻了。

　　除了增长经济学见识以外，莱文森的这本书，还可以帮助我们普通人建立合理的财务预期。1973年之前，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众习惯了高福利、高收入的生活状态。他们的日常开支和投资计划，也是按照乐观预期来设定的。石油禁运开始之后，许多人被飞涨的物价和就业率的下滑弄得猝不及防，生活就此陷入困顿。这样看来，注意消费和投资的适度，留足弹性，始终是个人对冲风险的有效模式。面对经济波动，我们的心态也应当更加冷静和稳健。

　　撰稿：刘怡；脑图：摩西脑图工作室；资料来源：得到APP听书栏目；声明：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，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。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认为内容侵权，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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